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解释就含糊其词了，她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说到这里就把话岔开去，但是她感觉到既然他已经说出了他不能对安娜讲的心事，那么他就会把事情和盘托出的，他在乡村里的工作，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他的心事。
“哦，我接着说，”他说，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信心，那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却没有。试想有这么一个人：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们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多可怕！”
他激动得说不下去。
“是的，当然，这个我理解，但是安娜又能怎么样呢？”道丽问。
“是的，我这就说到正题上去了，”他继续说下去，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安娜办得到，这全靠她……甚至为了要呈请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为嫡子，离婚也是不可缺的。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来同意离婚的——那时您丈夫已经安排妥帖了。就是现在，我认为，他也不会拒绝的。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她表示了这种愿望，他就照办。当然，”他忧伤地说，“这种法利赛人[7]的残酷行为，只有无情的人才干得出来。他知道，一想起他就会勾起她多么大的痛苦，他知道这一点，因此非要她写一封信不可。我了解这对于她是痛苦的，但是既然离婚手续非办不可，因此非得要克服这种微妙的感情。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她儿女们的幸福和命运。我不提我自己，虽然我也很苦，苦得很，”他脸上的神情表明，好像他正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顾羞耻地把您当作救生圈抓住不放。帮助我说服她给他写一封信，要求离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