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性系列：
     四十年代湘西沅陵一个叫乌宿的寨子里，生活着一个奇怪的中年女人，她和老实巴交的乡下丈夫栖身在一条破船上，生了个儿子，过得穷困潦倒。
     村民们常看到她穿着一件‬不合身份‬的‬‬白旗袍，胳膊下面似乎‬还夹着两本精装的外文书，整日不是‬‬在‬河滩上漫无目的地转悠，就是坐在酉水边长久‬的‬发呆……
     贫寒的侵蚀下，她面容苍老、白发丛生，精神失常让她行为疯癫、表情呆滞，那布满污迹的旗袍和书籍在她身上就像一个笑话！
     村民们都道她是被光棍汉拣回来做老婆的女疯子，却不知她在青岛读过大学，在上海学过法语、英语，与萧红来往甚密，曾被一家人宠溺地唤作“九妹”，她的二哥，便是蜚声文坛的大作家沈从文！
     九妹的故事很短，因为她的人生无非两个身份：沈从文的妹妹和乡下人的疯妻；九妹的故事也很长，自离世60来年过去了，仍然听到关于她命运的叹息……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血缘亲情叙事。
     1920年到1940年间，沈从文写下了《蟋蟀》、《往事》、《玫瑰与九妹》、《占领》、《生之记录》、《画师家兄》、《堂兄》、《黎明》……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兄弟姐妹们都出现在文中。
     而在沈从文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除了母亲，便是自己的九妹了。
     在《玫瑰与九妹》中，她是全家呵护的心肝宝贝；在《炉边》里，九妹聪明伶俐，二哥、六哥想吃夜宵都会通过她向母亲提出来；在《三个女性》中，化了名的九妹、丁玲与张兆和一起在青岛海滨游玩，天真热烈地讨论诗歌哲学……
     沈从文母亲共生育九个孩子，真正活到成年的，只有五个：大哥沈云麓，大姐沈岳鑫，二哥沈从文，六弟沈荃，九妹沈岳萌。
     沈从文说 ：“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独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亲加倍的爱怜。”
     沈从文的祖父原来是靠卖马草为主，跟随田兴恕的军队随湘军攻打太平军，取得了一些功绩，担任了贵州提督，后来负伤回家，没过多久便去世了，留下了一份光荣和一份产业。
     因此沈家也算是小康之家，家里的稻谷年产三百担，生活无虞、家人宠爱，九妹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纯真烂漫的性格。
     沈从文的父亲、叔父，他自己以及弟弟和同宗都是行伍出身，那时湘西不重教育，当兵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沈从文14岁起即去沅陵当了预备兵，跟着土著部队流徙于沅水流域的湘、川、黔边境地区长达五年。
     1922年，20岁时他决意弃军从文，只身来到北京学习新文化。
     沈从文住着狭窄潮湿的小破屋，吃上顿没下顿，为了挣一千字五角钱的稿费拼命写作。
     这年九妹刚刚10岁。尽管家道中落，父亲失联，但仍是母亲倾尽心力呵护的一朵娇花。
     1925年，经郁达夫以及徐志摩这些文坛前辈的提携，北京《晨报副刊》终于开始采用沈从文的作品，一共发表了六十多篇，稿费从每月四元涨到十二元。
     1926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七十余篇，真正成为了一位职业作家。
     1927年夏末，母亲带着15岁的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沈从文，九妹跟着二哥一直到1945年精神分裂被送走，她的人生也从此开始巨变。
     沈从文回忆，六弟幼时背书，读来读去记不住，一旁随便听听的小九妹却记住了。
     沈从文与九妹相差10岁，离家那么些年，他对九妹的印象仍停留在幼时。所以15岁的九妹来北京投奔时，他寄予了厚望。
     沈从文希望九妹能和才女林徽因或凌叔华一样，出国留学然后成为一个女学者。
     沈从文与翻译家王际真交情匪浅，王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沈从文常与他通信，在信中一再提及他对九妹的学业规划：
     “若果是有方便，有一种巧遇，我真愿意她到法国或美国去，学一些读书以外的技能，学跳舞或别的东西，我为她在中国每年寄一千把块钱，尽一个新的地方造一个新的命运。”
     沈从文自己没上过大学，走文学这条路充满曲折，他将自己的人生遗憾寄予在九妹身上。
     诚如巴金所说，沈从文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
     为了更好的教育九妹，沈从文去了上海。
     1929年初，时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破格聘用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为大学讲师。11月4日，沈从文便写信求助胡适，让九妹在公学做旁听生。
     他在中公每月的薪水，大概是150元至170元，待遇不错，而且大哥沈云麓8月份来上海把病中的母亲接回了家乡，负担减轻不少，但还是穷愁不已。
     沈从文仗义爱救济他人，而且九妹除了要单独花钱补习数学，还请了昂贵的外教，来教她学习法语和英语。
     兄妹只能租住在一处老弄堂四处漏雨的亭子间里。为多挣钱，天气冷时，沈从文裹着被子、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
     然而九妹似乎对文学没甚兴趣，只爱看些小布尔乔亚式的爱情书籍，外语也学习吃力。
     九妹以沈岳萌署名的唯一一篇文章《我的二哥》，还是沈从文代笔。
     沈从文写给王际真的信里充满了担忧：
     她现在上海一个法国人处学英语同法语会话，这是前年就学了的，可是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员，又是重新起始，真像是特意为那些教员而读书的样子。我一面想到自己真料不到还欢喜活多久日子，一面又为她将来担心，就感到烦恼，真不知什么方法是最好方法了。”
     沈从文像一个“望女成凤”的家长，以为创造条件强塞进些知识，九妹就能成为林徽因式的才女前途无量。
     他却忽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浸淫，九妹在湘西乡下土生土长时，书香世家出生的林徽因已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
     一方面九妹为二哥的期翼和自己的平庸而惶恐，另一方面，她又跟随二哥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名人。
     圈层与能力的差距，养成了九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个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如愿与苦苦追求到的张兆和在北京结婚，此时的九妹已经21岁，学业事业皆没有眉目，便继续跟随哥嫂生活。
     新婚与家庭生活分走了沈从文的许多精力，曾经被二哥全心全意关注的九妹不免有些失意。
     新嫂子对这个清秀安静的小姑子很友好。她和沈从文张罗着给九妹介绍对象，有位青年才俊叫夏云，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可两人相处几次后，九妹看不上，拒绝了夏云的求婚！
     “沈从文妹妹”的标签，才是资质平庸的九妹骄傲的资本，但那时她实在太年轻，又被保护的太好，看不清现实。
     张兆和为九妹的选择惋惜，沉溺外国爱情小说里的虚幻是不切实际的，她一语中的道：
     “九妹的心太高！”
     在九妹前半生单薄的人生里，刘祖春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沈从文不遗余力地帮助家乡的有志后辈。1934年，湘西青年刘祖春找到了沈从文在北京的家，请求资助他在京读书。
     在刘祖春后来的文字回忆里，记录了他与九妹的初次相遇：
     “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
     一到周末，刘祖春就会去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夫妇看出这对小年轻的心思，经常故意制造机会给他们相处。
     虽然两人从未开口表达过爱意，但相对无言的羞涩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许。
     1937年夏天，刘祖春大学毕业，他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卢沟桥事变后，更加坚定了他投身革命抗日的决心。
     刘祖春宏大的理想抱负是囿身闺阁、单纯天真的九妹所不能理解的，她的爱情诉求朴素而热烈：你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就像多年以来跟随着二哥，任由二哥为她遮风避雨，她一直是被精心呵护、柔弱的菟丝花。
     刘祖春明白这条路的残酷，随时有抛头颅洒热血的觉悟，面对九妹小女儿的深情，他退缩了。
     1937年7月27日，刘祖春神色匆促地来到了沈家，他并没有回应九妹关切的眼神，只是开口问张兆和借了20元钱路费，匆忙离去，自此杳无音讯！
     九妹经受了这场人生中“最大的打击”，本就安静的她愈发沉默。
     时局纷乱，1938年春，沈从文同样一腔报国之心南下昆明，在西南联大担任中文系教授。
     1938年10月，北京的生活难以继日，拮据的张兆和带着儿子和九妹艰难南下，几经辗转由11月在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这年，九妹已经26岁。
     九妹的年纪不算小了，感情上再没有进展。她突然热心于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借此获得暂时的宁静与安详。
     1941年1月，沈从文帮九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谋了事，月薪100元。
     九妹有了工作，似乎也活泼了一些。可惜好景不长，8月14日，联大遭受敌机轰炸，图书馆也遭了殃，九妹热心地抢救珍贵书籍，等到警报解除回到自己住处，发现房门大开，财物已被小偷洗劫一空！
     九妹的房间里装满了一个大龄女青年隐秘脆弱的心思，现在被一地狼藉的敞开亵渎，她深受刺激，精神趋于失常。
     抗战以来，昆明物价急剧飙升，战前薪津实值为350元，到1943年下半年，薪津实值只有8.3元。张兆和失业，两个儿子年幼，沈从文一个人工作勉强够糊口。
     在这个节骨眼上，九妹常出去乱跑，把家里的衣物、吃食散发给乞丐们，全不管家人饥饿，还要把仅剩的一布袋面粉捐出去。
     在沈从文的家书里，可以看到九妹精神状态的发展过程。
     1939年3月，给六弟沈荃信中，九妹只是“间或说点抽象话语”，到1941年5月给大哥沈云麓去信，说九妹“在图书馆服务，事还做得称职，爱念念佛，无妨于做事”，对于她给乞丐捐钱捐物，沈从文评价“倒是诚实忠厚，同情于下层阶级，未尝无助于社会也。”
     1943年春，情形大变！九妹把家中物件尽数拿给乞丐，沈从文心力交瘁，写信向大哥求助：
     大小四口，怎么应付生活，困难处实无从想象。这么下去既救不了她，却只有毁我和孩子。兆和在这个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难，一面又绝不便说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饿害病，而我毁去前途，怎么能忍？
     又过了两年，33岁的九妹彻底疯癫，沈从文身陷贫困，无力为她医治，不得已请湘西同乡护送回沅陵的大哥那里。
     自此之后，九妹直至饿死，也没再见过疼爱她的二哥。
     大哥沈云麓先天体弱，眼睛近视且常年流泪，患有鼻炎、耳背，精力有限。九妹到了家乡情形仍不见好转，经常挣脱他的看管到处乱跑。
     大约1946年的端午，九妹失踪了。
     几年后，沈家人才在离沅陵县城不远的一个叫乌宿的小镇找到了她，她住在一条破船上，才不惑之年却头发花白、满面风霜，丈夫是个泥瓦匠，还有个儿子，1947年出生。
     1949年1月，沈从文因为历史原因自顾不暇，3月28日即不堪忍受喝下煤油用剃刀自杀，幸而被救了过来，并送入精神病院，从此结束了文学生涯；
     1951年底，六弟沈荃也因时代的误解被执行死刑。
     在历史的巨浪之下，亲情的连接如不系之舟，无以掌控，飘摇不定。
     1959年和1960年间，湘西一带饿殍载道。在沅陵农村这场普遍的大饥荒中，48岁的九妹被夺去了生命。
     那个曾读过大学、见过世面、认识一众文化名人的俊秀女子，那个从小到大被细心呵护的小九妹，躺在破船中“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可怜地一病不起”，最后被草草‬埋葬在河滩边上……
     1994年，因为下游要建水电站，她的骨殖才被儿子用一个背篓拾起重新安葬。
     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说，“从文表叔承受着同胞手足的悲剧性遭遇的份量，比他所写出的故事更沉重。”
     六弟和九妹，是两个“烧红的故事”，是沈从文心中不能提及的灼伤隐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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